“租界以上海为最大,而马路亦以上海为最多,且最讲究。沪上市面之盛,半皆由马路之便也。”

——《上海市自治志》,1896年刊于《申报》

观察城市,道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作为市政的一部分,城市道路的数量和长度极大程度显示城市的发展状况。 如今的上海,辖16区,面积超过6300平方千米,是一座“超级城市”。今人可能难以想象,几百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小渔村。


1291年,元朝批准设立上海县,是上海建县之始。1843年,上海正式开埠之后,以城外城形式的不断扩张,改革开放之后,又划入大片土地归属上海。道路,正是上海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。


在描绘出所有道路之后,我们得以辨识这座城市的经络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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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的上海市区,由黄浦江分隔,分为浦东和浦西。可以看出,路网最密的地方都集中于黄浦江沿岸,而浦西又较浦东更为稠密。


这一块正是主城区所在之处,坐落着上海最核心的七个区(黄埔、静安、徐汇、普陀、长宁、虹口、杨浦),因此又被称为“中心七区”。相比之下,广大的“郊区”,路网则稀疏许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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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,按照道路的长短,赋予颜色。颜色越红,则道路越短;颜色越紫,道路越长。一般来说,城市中集聚的短路,多数意味着社区、巷弄等。如果一个区域只有很长的道路,则很可能缺乏烟火气。


着色之后,中心七区显现的更加明显。大量的短路分布在浦西地带,连接成片,指向上海真正的繁华所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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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“中心七区”。将视线聚焦于此,再次分析道路长短。可以发现短路又最最集中于沿江的腹地,以及浦江北岸的个别区域。


大量的弄堂和小社区,构筑出了一幅奇特的地理景观,也指示着其中埋藏的历史轨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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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的连接方式也十分有趣。如果将路的汇合处当作一个节点,我们可以分析出节点的枢纽程度。同样,颜色越红,代表枢纽性质越强,四通八达;颜色越紫,则枢纽性质越弱,比较封闭。


在对节点着色之后,隐隐已能看出路网如何互相勾连,而道路又如何作为城市的骨骼存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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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再将节点的颜色赋予道路,纵贯城区的高架路和环线(橙色道路)立刻显现,它们将中心城区再度分割成几块。而之前分析过的“短路聚集区”,在此也显得较为封闭(呈现蓝紫色)。


一部上海路网扩张的过程,不但是上海发展的历史,更是一个城市功能区域的空间性转移的体现。


如果说对路网的观察,只是了解上海发展的第一步,接下来,不妨让我们由今视昔,沿上海的母亲河——“黄埔江”,来领略一个更为具象的大上海变迁之路。



从十六铺码头下船,不远处就是上海老县城。


有座消失了106年的城墙,曾围起上海明清之前的风风雨雨;一条填河而造的路,则勾连起老上海城厢的民俗风情。


今天上海市区的中华路、人民路,解放前叫“中华路”和“民国路”,在1912年(辛亥革命第二年)以前,那些更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则是以“城墙”为载体而存在。 很少有年轻人知道,上海也是有过城墙的,如今残存30多米的大镜阁,也许可以一瞥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自上海建县以来,并不曾有过修筑城墙的负担,一来滨海城镇,极少受到战争困扰;二来当地居民多为渔民,有了城墙,出海打渔反而极不方便。明朝初年,朱元璋为抑制流窜海边的农民军活动,曾实行“海禁”政策,下令沿海百姓必须向内地迁移,禁止或限制沿海的海上运输,此举阻碍了日本商人的生财之道,也促使其与流落至此的农民军从“武装经商”发展为“武装掠夺”。


上海县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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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倭乱”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愈发激烈。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,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,上海则饱受着倭寇最严重的骚扰。仅上半年,上海县遭倭寇三次洗劫,掠夺无数财产。为应对侵犯,上海县民仅用3月时间,沿墙周筑起长9里,高二丈四尺的城墙,建成长1620丈、宽6丈、深一丈七尺的城濠,辟城门6座,设水门3座。一道城墙保障了城内居民免于倭寇袭击,却也将刚刚萌芽的国际贸易拒之门外,可谓“成也城墙,败也城墙”。


老城墙所开6门,分别为朝宗门(大东门)、宝带门(小东门)、跨龙门(大南门)、朝阳门(小南门)、仪凤门(老西门)和晏海门(老北门)。尽管如今城门不在,却也未全部消失,上海唯一一条环线公交线路11路,路线为"老西门─老西门",仍日复一日播报着老城墙曾有过的痕迹。


如果说城墙代表了古中国“安定”的城市理想,那么会馆则见证上海走向开放与繁荣。清康熙年间,上海的封闭状态大有改变,一商业组织明显增多。1654年(清同治年间),上海诞生了第一个移民同乡组织——关山东公所(关东+山东商帮)。1685年(康熙二十四年),清政府颁布“弛海禁”政策,放宽对沿海运输的禁令,海上贸易恢复,沿海各省商帮人士来沪经营手工业、棉纺织业、沙船业等,上海逐渐成为“江海之通津,东南之都会”。各地来沪移民和流动商人为联络同行和同乡情感,建立了一批同乡同业组织,大多都在老县城周边。



据不完全统计,从关山东公所建立此后的三百年间,上海曾有会馆(公所)400余个,绝大多数由各地商帮集资所建,上海开埠前,会馆(公所)大多雕龙画栋,立有碑碣,用于供奉祭祀、联络乡情和调节同乡同业矛盾纠纷,带有浓烈的封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。地域认同所形成某种难以言明的情感,使得机构内的人员能够自发遵守会规并恪尽职责,而其在遭遇社会结构猛烈变动的清朝中后期,则更为异化和繁荣。


上海老城厢附近的同乡组织,大多既通同乡之谊,又设行业之规,以便灵活应对城市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变迁所带来的压力。 而开埠后所建会馆(公所)则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,性质也逐渐转为资本主义行业组织,并参与到上海的城市建设当中,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加强民族工商业发展、抵制外国侵略者起到重要作用。




离开上海县城,沿下游行至白带子一般的外滩,这是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。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次年,英国首任驻沪领事抵达上海约定开埠,盖章上海正式对外开放,封建被撬开一个口子,打上殖民的烙印。此后,上海县城式微,十里洋场渐兴。


租界始于1845年与英国签署的《一八四五年上海土地章程》,在百年内不断扩张,并成为“国中之国”,它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,是耻辱的象征,被迫植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,却又意外开启现代城市之路,为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埋下伏笔。



最初租界南端为洋泾浜,是近代上海进入闹市的通航河道,也是华洋分居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,1849年法租界成立后,又成为英法租界的分界河。1915年,洋泾浜填平为路。改革开放之后,又建成“延安路高架桥”。由一条河,变成一条路,又成为一条高架路,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,更映照一部城市的发展史。


1854年,英租界将“码头道路委员会”改组为“工部局”,成为租界市政权威机构,公共租界成立后,原则上确定以中国省名为南北纵向马路名称,如四川路、江西路等;以中国省以下地名为东西横向马路路名,如苏州路、香港路、南京路等。


时值今日,上海的道路命名依然保留了工部局这一特色。根据OpenStreetMap的数据,除去无名称的道路和巷弄,上海中心城区共有1555条道路。经统计,这些道路中,以“省”命名的有55条,以“城市”命名的有233条。“省”连东西,“市”贯南北,上海的街道摊开,俨然成为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。


这些道路最初的命名看似毫无规律,实则使用的省市(县)名主要是英美势力所及的长江流域地名,从南京路到九江路、汉口路、福州路、广东路(注:五马路可能出现了广州和广东的混淆,英文的“canton 兼有两者之意”),无一不是强迫中国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。例如,南京路作为英国人向上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,其命名灵感来源于1842年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。也是从这个条约开始,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自由,获得建立居留地的特权。如此贴上中国标签的命名法,是“入乡随俗”,也是“鸠占鹊巢”。


老租界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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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习惯将南京路称作“大马路”。向南排布的几条路,则依次是二马到七马路。 七条马路建成了,更多的道路修筑了,工厂拔地而起,商店琳琅满目,卖报小童东奔西走,跑马场洋人如织。电影海报,印有上海佳媛的日历,开张大吉的花篮,大减价的横幅......这个时期的上海,像被注入鸦片一般,满眼兴奋,脚下似有无数条路,琅琅闯闯向前急奔。


在这个野蛮生长的租界里,满是冒险家的乐园,疯狂的金钱游戏和纸醉金迷的夜夜歌舞。留声机里周璇的四季调子从春数到冬,挑的是好景致,讲的都是好故事,殊不知,这座自荒滩成长起来的新城,霓虹仅是它的皮囊,战争可以摧毁皮囊,但毒辣的资本依旧维系着筋骨。

在这一区域,外商企业与日俱增,尤其是早期的金融、进出口类企业 ,更是密集的扎堆在七条马路及外滩周围。各国资本竞相追逐,上海滩日益熙熙攘攘。根据现存资料显示,1843-1949年,上海共计出现过35个国籍2748家洋商企业。 早期登陆上海的,仅有几家“吃螃蟹”的英商。随着国门大开,外资在1860年代后纷至沓来,形成小高潮。这一时期,英国资本占据绝对主力。及至1900年后,美资开始发力,增长迅速,尤其在1920年代盛极一时。到1930年代,俄资、日资大量进入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其他国家相继撤出,唯日本势力急剧扩张。此后,尽管国民政府努力招商引资,外资小有回暖,但已不复当年盛况。


从总量上看,日资、英资最多,俄(包括苏联)、美次之,而较早进入中国的法德,势力却并不强。可以说,一战后日资的快速涌入,改变了原本的列强格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,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,这部分后被称为“公共租界日本区”,人称“日租界”。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租界核心地带,也出现了诸多日本商贾及居留者。事实上,外商势力的增减,也间接反映了侵略者们在华利益的较量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长达三十余年,直到1943年,日本为做出跟中国友好的姿态,把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,而美国因太平洋战争同中国处于同一阵营,英美也表示将租界交还中国,尽管此时租界并不被英美所掌控,而所谓交还,也不过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表态。无论如何,租界名义上又回到中国人手中,而真正被中国人管理,则是1945年日本战败。


从1845年11月设立租界,至1943年8月汪伪政权收回,历时近百年的上海租界史宣告结束。而这百年租界史,不仅仅是一部屈辱史,更是一部发展史,繁华于表面,耻辱于内里。从华洋混居到华洋分隔再到华洋杂处,租界的发展,使得上海开始接受先进的市政管理,建立现代工厂制度,用技术革新撬动城市高速运转,成为国际都会的典范。但这背后,却也充斥着被战争摧毁的家园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羞辱和无数国人反抗的鲜血。


一面是纸醉金迷的旧上海,另一面则是实业救国的改良与革命。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,终于迫使近代中国开始重新审视整个世界,开启一段属于它的工业革命。顺黄浦江下游前行,回溯浦西沿岸,依稀看见近现代上海发展的工业群像。


老工业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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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清政府内诸如曾国藩、李鸿章,左宗棠之流痛定思痛,率先开启工业化道路。杨树浦路,则见证了洋务运动的开启,也见证了实业兴国的思潮兴起、蔓延,及至星火燎原。华商洋商,群雄并起,在商业的交锋中,又将中国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。1918年,军工路筑起后,更多现代化工厂落地于此。它们历经民营、合营、国营,随着改革开放,或成为中国行业的排头企业,或在A股成功上市,或及时转型,向科技创业领域发展。


不过,对于这个区域,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棉纺织厂。1878年,李鸿章着手筹备上海机器织布局,历经10余年终于开业,成为我国第一家近代化机器棉纺织企业。可惜的是仅3年便毁于大火,但棉纺市场的超额利润已被业界渐晓,此后簇涌而来数家企业,成为上海近代企业的中流砥柱。


在传统农耕文化中,棉纺织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也是最易发生生产力变革的行业之一。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,即以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为标志,自此引发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。最早的纺织局出现在杨树浦路并非一时之意。上海机器织布局定址由实业家任郑观应与厂方所聘美国工程师丹科(A.D.Danforth)所定。杨树浦路沿江滨,地面宽阔,位置方便但土地价格便宜,不在租界不用交税金,而且李鸿章还争取专利10年,税厘优惠,而且距招商局北栈码头不远,转运便利;且地租便宜,1880年每亩只需50银元。同时,政府大开方便之门,集多方力量给予支持,比如独享专利10年,上海销售不负税厘,内地销售则优于外商,甚至不许华商另设工厂等等。


此后,以李鸿章为核心凝聚诸如上海道台唐松岩、津海关道盛宣怀、候补道台朱鸿度、下属黄佐卿等人创办的民族企业数家继起。但多为官僚、买办或具备官方资源的巨商,缺乏对新式工业的了解。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,这些纱厂不得不与大举进入的外商进行激烈角逐,受资本薄弱,资金短缺、生产技术相对落后、专才缺失和管理具有浓厚的官僚做法影响,多数经营惨淡。


1897年,上海有9家纱厂,其中7家分布在杨树浦路,呈集聚状态,华商、英商成为主要投资者,与苏州河边的日商形成对比。随着战争逐渐胶着和资本涌入,大量纱厂兴建,且集聚区从杨树浦路移至苏州河岸,截至1932年,苏州河地区纱厂有29家,超过杨树浦路20家纱厂。随着日资进入,民族企业被逐渐吞食,短短数十年时间,日资棉纺厂形成八大系统、九大工厂,并最终指向日本江州财阀、三井财阀、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和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四大资本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这些工厂通过合并、分拆和转型划入国营企业继续经营,为建国后居民生活和物质需求提供保障。


这只是上海工业的冰山一角。改革开放后,上海因势利导,借开放政策再次迎来发展高潮,并形成具备区域特质的“浦东模式”。在短短不到20年内,谚语里的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的场景,随着金茂大厦、证券交易所、国际会议中心等建筑的兴起,已成为昨日历史。


细数浦东的发展路径,其一,投资建成南浦大桥、杨浦大桥、外高桥港区一期等十大基础设施和陆家嘴、外高桥、金桥、张江四大功能社区,构成现代城市和功能建筑群的基本框架;其二,走开发公司主导的开发区建设,大量吸引高端外资,开放之初,浦东即成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、金桥出口加工区、外高桥保税区3个开发公司,多渠道吸引投资资金,以“十五”为例,累计引进国内大企业28家,投资项目3600多个;吸引外商直投项目约7000个,直投实际到位资金超108 亿美元,占上海总量的40%,刺激上海经济从基础设施投资、工业投资转向产业投资、金融投资。其三,在政府治理过程中,遵循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管理思路,实施企业属地化政策,对辖区内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,在同一竞争机制下优胜劣汰,借助较为完备的企业出清机制,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化,达到良性循环。


追溯上海几百年历史,局内人看不破,局外人扼腕叹息。于历史洪流中,上海被裹挟前进,非其自主选择,却又恰当其分嵌入每一段发展历程,成为其中的佼佼者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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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刘栋梁, 2010. 二战前上海日本棉纺织企业述评.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.

◎作者:蓝星宇 梁银妍 叶霄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