肢解后的文本，所呈现的景象远比冷峻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。一个个妇女被强奸，一条条生命被漠视，一个个家庭被掠夺，成为日常发生的琐碎。具体来看，暴行多发生在下午和晚上，有时甚至持续一整夜。比如根据12月17日的记录，“许多妇女被从五台山小学强行带走，遭到了通宵的强奸，第二天早晨才被释放”。12月18日，“日本士兵从安置有100多名难民的金陵大学农科作物系将4名妇女抢走了一整夜，并强奸了她们，第二天早晨她们才被放回。”

在算法排序下，“日本士兵”、“妇女”、“姑娘”等仍然是最关键的名词。它们密集地分布在拉贝的文字中。“强奸”、“抢劫”、“闯入”等是最关键的动词，“年轻”等是最关键的形容词。

南京在经历大屠杀之前，正逢新旧之变。旧时代的南京是挑担沿街叫卖的小食贩，是锡匠叮叮当当敲着锡器，是孩童手抓圆形方孔铜钱着急换糖葫芦。新气象的南京是阳光晒干后发烫的沥青马路，是电灯霓虹灯辉映下的车水马龙，是高低丛生错落有致的现代洋楼。新旧辉映的南京是彩色的，也还有朽朽的气息，但它需要的是阳光，却未曾想到迎来惨绝人寰的暴行，直至一片血色，满目荒凉。

根据文本，日军攻占南京之后，暴行急剧上升。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前十天（12.13-12.23），拉贝每天都记录下了较多的恶性事件——居民向安全区委员会诉说被日军侵犯的情况，有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包括外籍人士的住所也未能幸免，比如日军闯入美国女传教士格雷斯·鲍尔小姐的住所，“抢走皮手套、喝掉桌子上的牛奶，还把糖罐全部掏空”；他们还试图开走美国医生 R．F．布雷迪的福特汽车；斯迈思博士的家也被非法入侵；“强奸”、“抢劫”都时有发生。

后来，文本中显示越来越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阻止相关暴行发生，且日军行为也逐渐有所收敛，这点从《拉贝日记》也可以佐证。据12月26日，《拉贝日记》中写道，“昨天在我这儿没有发生入室行窃，这是两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，看上去情况真的有了好转。我这里的难民登记工作今天下午结束了，日本人甚至慷慨地又给另外20个后来偷偷摸摸塞进来的人发了身份证。”

但是，到1月底2月初，拉贝的记录数量又开始激增。其中，1938年1月29日与1月30日的日记，记录的数量达到了峰值，分别为48条、44条。这一时期，日本对安全区的打击加强，大量难民遭受日军蹂躏。

我们也可以按照事件类型，分别画出每一种事件发生的次数，随时间的变化趋势。在所有的事件中，最高频发生的是“强奸”，并且强奸事件的趋势与所有事件的总趋势十分相似，这是因为强奸事件一直在持续发生，并且贯穿了拉贝的整个记录。具有类似趋势还包括“抢劫”和“伤人”，这两类事件也是高频、持续发生。

相比之下，趋势有所增减的事件类型则是“强奸未遂”、“强迫劳动”、“杀人”和“逮捕”。其中，“强奸未遂”和“强迫劳动”在后期有所抬升。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女性被保护了起来，或者成功逃脱了日军的侵犯，从而导致强奸未遂的记录增多。正因为这样，日军开始四处强迫中国人帮他们“找姑娘”，这构成了后期“强迫劳动”事件的主要来源。“杀人”和“逮捕”的趋势则有所下降，说明日军在严重的人身伤害、人身控制的行为上有所收敛。“强奸”和“抢劫”在后期再次攀升，成为诸多居民在离开安全区，回到自己住所时，再次遭遇到的伤害。

接着，我们用堆叠可视化，来展示这些事件累加的结果。可以看到，拉贝文本中记述的事件，在前期和后期确实呈现出两个波峰，且这两个波峰对应的事件类型也是最丰富的。总体而言，强奸和抢劫占据着绝对的主导。

不过，结合《拉贝日记》来看，日军暴行在中途的趋势有所减缓，或也与拉贝中后期的主要精力转移有关，其记录内容从日军暴行变为事关安全区运转的各类事宜。一开始，安全区建立后，尚有食物和相关物资支撑。后续，随着难民营收纳难民的数量显著增加，拉贝将更多精力放在跟相关各方交涉干预、获取相关物资方面，以维持难民营的运转。此外，还包括圣诞节如何度过、如何建设难民营、难民营运转情况，以及中日关系的最新消息等。比如12月29日，《拉贝日记》中提到，“我为那个准备恢复电厂供电的日本工程师招到了50名工人，并另外派了30名工人供维修水厂使用。我们欧洲人同日本人一样关心尽快得到照明和水。中午我同斯迈思博士一起拜会了日本大使馆的福井先生。我们请求允许我们运输燃煤和大米。”1938年1月初的记录显示，拉贝先后汇总记录了在南京的外国人名单、各个难民营情况等，制作暴行汇编材料交予日本大使馆，并借此向各方寻求物资支援。

针对频次最高的几个女性描述词汇，我们进行了趋势分析。结果显示，在记录的一开始，“大学生”被提及很多。这主要是因为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初，就大肆在大学里抓女学生，进行侮辱。而后，“大学生”的提及次数减少，“妇女”、“姑娘”等较笼统的词汇被提及最多。这一时期，日军在南京城里四处凌辱女性，无论老幼。而在日记后期，针对少女的暴行减少，这很可能与当时的人们开始着重保护年轻女性有关。但是，受害人中，“某某太太”这样的表述变多。这些已婚妇女，或则在家被强奸，或则在出门的路上被强奸。

这些共现关系都在我们的数据集里出现了2次及以上。 如下图所示，圆点的大小表示该人物出现的频次。连线的粗细表示这对关系出现的次数。比如，“妇女”和“日本士兵”的共现次数非常多，因此连线很粗。此外，节点的颜色表示该人物的国籍，红色代表中国人，黄色代表日本人，黑色代表西方人。

此外，针对所有的人物，我们也制作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人物共现图谱，效果如下图所示。所有的人物被组织到了一个网络上，如果两个人物曾经在一条记录中同时出现（即，共现），则在它们之间生成连线。同样，连线的宽度代表共现的次数，节点的大小表示出现频次，节点的颜色代表国籍。

整个网络几乎完全围绕“日本士兵”这一节点组织起来。巨大部分关系都是“一对一”的（距离“日本士兵”较近的、如蒲公英形状的众多节点），即事件发生在日本士兵与某一个人之间。还有一些关系相对复杂，可能发生在“日本士兵”与多个人之间，也可能发生在日本人、中国人、西方人之间。

你也可以拖动这个网络，或者高亮其中的一些节点、连线，查看具体的信息。比如，我们可以看到“日本士兵”和“妇女”之间总共有90条共现记录，且主导的事件类型是“强奸”。

据考证，早在1937年10月，南京安全区由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策划建立，后来拉贝借鉴上海做法于11月22日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，在市中心划定3.86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，建立20多个难民收容所，保护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南京市民。12月8日，安全区委员会发布《告南京市民书》，呼吁市民进入安全区躲避战祸，南京国际安全区向难民开放。据统计，先后共有20多万难民进入安全区避难，其中大约5万难民在收容所被安置。

从位置来看，南京安全区位于南京市区西部，总面积为8.6平方公里。据《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》中分析，南京安全区选取位置其实经过了慎重的考虑。其一，安全区位于市区的西部，距交战区域较远。其二，安全区中居住了许多政府高官以及有显赫人士。这些人大多随政府西迁而撤离。空置住宅较多便于安置难民。其三，安全区内外国使馆林立，包括日本大使馆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都设于此。且安全区内外国财产也较为集中，比如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金陵神学院、鼓楼医院、中英文化协会等。这些外国财产的存在，不仅使日军在轰炸和炮击时有所收敛，而且国际委员会也能有效保护这些财产安全。其四，在安全区内，中国军事设施较少，以保证安全区的“非军事化”。

但即便在拉贝等国际友人经过重重考虑，克服各种困难，得以建立南京安全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区就与安全挂钩，难民营也并不能完全庇护难民。

其一，安全区里的难民营存在，既保护了大批难民避免被屠杀的命运，但也成为日军暴行时的“靶子”，即存在“二律背反”现象。

从下方的统计地图上看，多个难民营经历暴行数量更多，比如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难民收容所有11条记录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有8条记录，小桃园难民收容所、鼓楼西难民收容所有7条记录，均显著高于其他地点的记录。究其原因，一是难民所里一般有负责人，且经常被管理者视察，故目睹暴行后即被记录；二是难民所的成立，也为日军提供了实施暴行的“靶子”。

比如设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收容所，里面的难民几乎全是妇女和儿童，成为日军找寻强奸对象的主要处所，记录的暴行中6起均与“强奸”有关。这一点在金陵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，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也记录到这样的暴行：“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（南京）里找到。昨晚30名女学生被从语言学校抓走，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子的悲惨遭遇——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。” 再比如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，据委员会检查得知，有难民3400人，属于较大的难民营之一，常常受到日本士兵的抢劫和骚扰，70%妇女被强奸过。从记录的暴行来看，有9起事件与“强奸”、“找姑娘”有关。而司法部难民收容所、最高法院难民所里，大部分难民被捆绑拖走枪杀，剩余的人也被驱赶出，成为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事件代表，两个难民营亦被认为是“失败的难民营”。

事件的地理分布

其二，即便同为“难民营”，其生存条件也显著不同，死神面前并不平等。

因受到欧美人士庇护、救助程度不同，难民的居住环境、食物结构、个人际遇也有很大差别。 比如，小桃园难民所，也就是拉贝的家，收容所难民602人，每天收到3袋大米，无偿地分配给全体难民，难民所得大米的份额明显比别的收容所多，唯一的问题是居住空间狭小。从记录的暴行来看，6条记录都显示日军行为遭到有效阻止，并未发生较大伤害。只有1条显示有妇女遭到强奸，且生命垂危，但这条记录的地点并未发生在小桃园内部，而是小后院后面。 再来看金陵大学蚕厂（蚕桑系）难民收容所，有难民3304人，每天收到4-8袋大米，每2人每天可以得到1升米，大部分米是由难民购买的，且难民们普遍抱怨大米的分配不够公平。从暴行记录来看，全部记录都显示日军暴行得以完成，有妇女遭到强奸，有男性难民被抓走。 再比如司法学校难民收容所，有难民528人，每天收到3袋大米，绝大多数人可免费得到大米。每天约有30人去为日本人干活，因此收容所享受到日本军事司令部的特别庇护。我们的文本中也未从发现有关该难民收容所的记录。

其三，相关暴力事件随时间变化呈一定规律。首先在安全区内部，后来事件逐渐减少，再后来蔓延在安全区外部。

据资料显示，日军方面自始至终并未真正承认安全区的存在。1937年11月22日，国际委员会借助三方力量，希望将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电报转送日本方面。但直到12月2日，日方方有表态，“否决建立安全区的申请”，但表示，“只要与日本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，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。”此后数封电报都显示，日军对安全区的态度较为模棱两可。其忌惮外国人士背后的政府力量，又认为安全区可能成为中国军队的据点，并以此作为部分借口，为安全区里的暴行找到依据。

地理分布随时间的变化

通过这一可视化我们可以发现，在前期，拉贝记录的暴行主要发生在安全区内部。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即便是专门为保护难民而建立的难民营（图上的白色点）也不能幸免。到1月之后，暴行的记载逐渐减少。1月末，随着日军不断逼迫解散安全区，拉贝记录的暴行又开始大量增加，并且明显地蔓延到了安全区以外——大量难民在回家途中或原本自己的居所中，再次经历日军的暴行。这一点从后期记录的事件来源也可以看出，很大部分暴行记录来自于再次回到安全区平民的口述。不少居民在回家路上或到家后，遭受到日军蹂躏，不得以又回到安全区，而尚未离开的居民则请求“不要让他们离开”，一些妇女表示，“与其我们回家被人杀死，还不如留在这里，等到2月4日日本人来驱赶我们，被他们杀死在难民收容所好了。”可见，尽管算不上绝对安全，南京安全区却是战时平民心中值得托付和依赖的容身之所。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，难民们的命运如雨打浮萍，所求不过苟全性命，一张草席，一碗米粥。

1938年2月18日，在日本当局的干涉下，安全区委员会更名国际救济委员会，并宣告解散。5月，安全区里的难民营完全关闭。安全区解除后，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或照片，也纷纷传回国际社会，在巨大的社会舆论谴责下，日军的残暴行为逐渐收敛至结束。

让人叹息的是，以拉贝为代表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，既是难民的保护者，也是暴行的受害人。一方面，他们鼓励着一批又一批难民：“中国没有亡，中国不会亡，日本一定会失败”、“你不用佩戴太阳旗，你是中国人，你们的国家没有亡！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，你永远不要忘记！”但另一方面，这当中大部分的人结局却并不美满。

拉贝，既因为提交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被盖世太保审问，又因为纳粹身份在战后被诉讼，最终在饥寒和贫穷中因中风去世。

威尔逊，付出了健康的代价。在安全区时，手术消耗了他白天的大部分精力，晚上日兵又会打扰他休息，他不时被从家里叫出来，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暴事件。1940年，威尔逊突然发作癫痫且精神崩溃，此后长期遭受癫痫和噩梦折磨，还出现早上视力模糊的麻烦。

魏特琳,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1940年魏特琳因精神失常而被送往美国接受电击治疗。在离开南京一年后，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，打开煤气自杀。

费奇，遭受极大的精神创伤，以致当他就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时，常常会突然完全失忆。

不同于和平年代人口的自然流动，战时人类命运更加身不由己。安全区虽然并不绝对安全，但已然能减缓日军杀戮机器的运转。以拉贝先生为代表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，值得被历史永远铭记。